，该条规定的事项中行政主体具有非常大的处理权限，它可以作出肯定的处理，也可以作出否定的处理，同时还可以作出变通处理，在变通处理过程中必然存在适当与否的问题，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实质就有可能成为显失公正的行政许可行为。

显然，英国立法者意识到了作为统治权主体的人之有限性，此种有限性使得主体人选的适格与否非常关键。旧知识已无权威，通过何种知识重建共识尚无共识。

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思潮随即纷纷登场，却无一有能力一统天下。三、谁是人民的摄政者？现代民主政治以理性立身。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军政停止之日，训政开始之时。一方面，极少数负笈西洋东洋者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虽尚无力深入到西方思想内核，操持的却已是原有共同体无法理解的西式价值和话语，无论是留学英美的国民党内高参，还是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概莫能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家姓的政权犹在，而主体却衔续不上的例外状态。

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晚清以降，此等追问随着中华政治体的衰落和外部挑战的加剧变得越发频繁，思考的资源不再限于传统的天道，西方民主思想的引入，就使得皇帝统治的大清王朝政治颠覆之后，政治体立即取向人民统治的共和国。它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估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动态，为建立现代化的法治政府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标本。

（2）指数来源的多样性原则。选取的指标必须科学地反映法治建设的现状和水平，必须具有合理的理论依据。从宏观上讲，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通过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并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把法治政府的原则要求转化为易于操作、易于判别的具体标准，引导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形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驱动力。评分方法、评估步骤、评估等级等要方便实用。

中国入世不仅是个政治与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是个行政法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于一定时期的指标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改、完善，这就是指标体系的发展问题。

建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建构的原则。第三部分：法律在制定、执行和适用中所具有的适应性、公正性及效率性。除少数几个地方外，[10]大多数地方的法治政府建设缺乏量化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指标体系，盲目性比较大。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积极介入评估程序，另一方面，又采用中央政府最终把关。

司法公正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社会法治氛围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普法、法治宣传等活动的开展。根据法治政府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法治指标体系是有所变化的，因而法治政府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周期，以5-10年为一个周期为宜。无重大违法、失职等案件。

[8]法治指标的评价功能是指法治指标能够科学评定各级行政机关推进依法行政的成效，既可以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作出恰当、准确的评估和定位，也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依法行政水平进行排位，比较和彰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程度及推进成效。其次，这是解决法治政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需要。

由评估专家组成法治指数评审专家委员会。3．法治指数的基本内容。

从价值角度看，法治政府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并最终要实现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考察各种指标体系，可以发现都是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依托，以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司法公正为基础来构建的。这些数据包括：（1）法律数据。其中行政决策体系由规范的内部决策规则、民主决策机制健全、决策中枢系统完善、决策的信息系统完备、决策的咨询制度作用明显等具体内容构成。通过法治指标的实践，法治政府所独有的法情、法理、法效等内涵已经得到了升华，形成了社会普遍知法、信法、崇法的良好风尚，内化并升华为公众的成熟、理性的法治习惯，法治政府已然是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目标。世界正义工程预测将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在100个国家对法治指数的运行。

第一部分：宪法性的或习俗性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为政府、政府官员及社会组织所普遍遵循。其二，片面化法治政府建设现象出现。

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法治政府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形态，其基本内容是确定的，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20]指标的测量和计算要具有可行性，便于操作。

法治指数主要由以下7方面的条件构成：（1）法律的基本要求，包括一般性、公布、稳定、确定、没有追溯力、不可要求不可能的作为、不可赋与任意的权力、与一般社会价值相符等8项内容。规范性文件的报备和公布率。

作为文化现象，法治政府理论必然具有一些代表全人类共性的文化因素，人类文化正是在互相吸收、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不断得到繁荣与发展。一方面，经过六年多的努力，法治政府已初具模型，建设法治政府日益成为共识。（二）世界正义论坛的法治指数体系[17]世界正义论坛正式提出法治指数，并号召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出长期承诺，一同促进法治在世界各国施行，把法治指数作为评估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体系。指标体系基本确定后，可先在相关的地方及部门进行试点，以实践来检验指标评估体系的科学与合理，从而最终形成权威性的评估体系。

该指数既可以作为香港法治发展的指标，也可以为改善香港的法治提供适用的讯息，还可作为比较香港和其他社会法治发展的基础。认知功能表现在：可计量性。

法律发展国际化趋势的价值底蕴即在于此。县、市、省等各级政府的法治建设重点应当有所差别，相应的指标评估体系也应当多元化，指标的设计也有所区别，以适应不同级别的政府评估需要。

随后，余杭区委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牵头并联合国内知名法学家开展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的研究，全面展开余杭的法治指数之路。法律具有强制力，能够公正地被执行。

这些法治要素是任何实践法治的法制所不能或缺的，它以体制性为进路，着重于看政府是否透过法律和在法律之下行事。测算部门法治指数的指标属于警示性指标，这种指标是一种负向性指标，借此指出政府组织应当作为或不作为的职责事项，从而发挥预防政府行为产生违法偏差的作用。设计指标必须科学、合理。黄晨：量化‘法治，，载《财经》2007年第21期。

所有评审者都有一套资料和评估表格，表中列明他就那七项条件作出1至10的比重评分，10分为最重要。法治指标的认知功能，主要说明是什么，这是判明法律现象和法治实践水平的关键。

早在2008年7月，美国律师协会联合国际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了世界正义论坛，明确提出了法治指数，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的程度。[6]法治政府的技术性突出地表现在评估指标体系上，法治指标具有技术指数的共性，法治指标的内容比较客观、法治指标的类型比较科学、法治指标的来源比较正规、法治指标的计量方法比较科学等。

[10]全国除杭州市余杭区、广东省深圳市、湖北省等地相继出台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外，其它的地方尚没有开展相关的探索。【摘要】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深得人心，法治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正如火如荼。